>    我现在仔细想起来，真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是怎么过的。仿佛是充满困惑，朝不保夕，也不晓得如何拉扯到今日，反正是一种煎熬。

    我开车送掌珠回家。她的家环境好到极点，真正背山面海。住在这种地方，还闹意气，照说也应该满足了，但是当这一切奢侈与生俱来，变成呼吸那么自然的叮候，她又有另外的欲望。

    当我像她那种年纪的时候，我只希望母亲不要拆我私人的信看，看了也不打紧，最好不要事后一边朗诵一边痛骂。

    我的希望很低微。

    “别忘记，明天早上见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她下车，攀着车窗，眼泪默默地流下来。

    这时候她父亲在她身后出现，我推推她。

    “林小姐。”何德璋招呼我，说道，“请进来小坐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我没有空。”

    “林小姐，多谢你帮忙。”

    “我只是帮忙我自己，我不能同你们一样见识。”我冷冷发动引擎，把车子开出去。

    回到市区还有一大段路，我打开无线电，风吹着我的脸，公路上一个一个弯，无线电播的柏蒂佩芝旧歌“田纳西华尔兹”像恶梦一样的令人流汗。

    我忽然记起我看过的一首新诗：

    “——在本区的餐室中，

    我与女友，

    共享一个沙律，

    看着邻桌的一对老伴，

    年长男人微笑，

    拎起妻子的手，

    而我想到我为我的独立，

    而付出的代价。”

    诗的题目叫《帐单，伙计》。现在我已经收到“独立”的帐单，我希望可以付得起。

    那位钱玲玲小姐在门口等我。

    我有一刹那的恐惧。忽然又镇静下来，因为姓钱的女士看上去像只斗败的鸡，斗败的鸡照例是不会再举攻击的，这是逻辑。

    我用锁匙开门，一边说：“我与何先生没有认识，信在你，不信也在你。”

    “我想请你帮忙。”她走前一步。

    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，钱小姐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台湾女人在香港的名誉这么坏，就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缘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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